钱玉清：王铎《草书杜律卷》的极尽变化（上）

　　王铎一生在书法上创作颇丰，成就极高，尤以草书名重书史。王铎的草书丕崇二王、复掺入唐人狂草趣味，同时还吸收黄庭坚、米芾书法的精神意蕴，渊源有自，消息多方，自树一帜，独领风骚，将草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

　　王铎《草书杜律卷》（图1）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，素绫本，纵25.1cm，横220.2cm，凡38行，文本内容为杜甫的四首律诗，自署书于丙戌年（清顺治三年，1646年），王铎时年55岁。王铎身逢明末清初的乱世，仕途坎坷多艰，横跨两朝。其明朝入仕，降清为官，内心一直很矛盾，只活到61岁便作古了，故《草书杜律卷》是王铎书法成熟期、高峰期的作品。

　　尽管王铎是以草书确立其在书法史中的地位，但在众多传世作品中仍以行书、行草占比最高。除临摹部分二王法帖外，纯草书作品遗存较少，《草书杜律卷》是王铎少量纯草书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。该作气势雄迈，勇力夺人，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，展露出鼓荡在王铎血脉中的、来自他灵魂深处的力量。

　　全帖以中锋出之，然在圆转中也不乏回锋转折，方圆兼备，刚柔相济；提按顿挫变化较大，时出颤动的笔画；墨色由浓及淡到枯，层次丰富，奇肆天成；结体高古茂密，连笔较多，姿态欹侧；章法疏密有致，上下错落，大小参差又局势平衡。

　　从整体来看，该作狂而不野俗，奇而不怪诞，开辟草书新局面，使草书焕发新活力。细细读来，此作的变化实在令人叹为观止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　　一、章构的多变。董其昌谓：“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，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。”王铎无疑深谙此理。弘一法师在谈书法的章法时甚至认为：“章法五十分，字三十五分，墨色五分，印章十分。”如果用此标准来衡量王铎草书作品，可以明显地感受到，他在章法上巧思营构的卓荦表现古今罕有出其右者。

　　该作虽为手卷形式，行数较多，但王铎仍然能极好地避免上下齐整的机械感。开篇两行明显落低，第3行几乎顶格，第5行稍作下调后至第9行一路下沉，第10行稍作上调后至第13行一路上扬，第17行又顶格，嗣后数行再逐渐下调。如此情形在手卷下端亦然，凡此种种，无需一一列举。总之，通观全篇，很少有相邻数行上下完全齐整者，这是王铎的刻意经营还是无心成趣，亦未可知，或许这正是“极尽安排而了无痕迹”的究竟所在。

　　而作品中，相邻字的字距或松或紧、行距或窄或宽，随机生发，一应自然。如第5行（图2）中，“塘”与“风”松，“风”与“物”紧，“悲”与“游”紧，“游”与“子”松。行距如：第9行与第10行窄，第10行与第11行宽；第14行与第15行窄，第15行与第16行宽等。大字（写得较放的字）如“声”“佛”“中”“残”“双”“丛”等，与同行的字几乎不在同一宽度的平行线上，即便在同一平行线上，其大小、形势也各不相同。每一行字数也不尽匀等，正文有三字一行的，有四字一行的，有五字一行的，也有一字独行的，最后落款字径较正文稍小，每行字数更多一点，行距更紧一点，形成块面状，与正文产生对比，匠心独运，别有情致。全卷左右观照，隔行通气，避就揖让，聚散合度。

　二、字态的多变。清梁巘说：“晋人尚韵，唐人尚法，宋人尚意，元明尚态。”王铎作为明末清初最有影响力的书家之一，将“尚态”发挥到极致。此作中，多数字左低右高呈左倾之势，以此来制造一种动感和生态，勾勒出一幅万马奔腾、千帆竞发的壮丽场面。但其中也夹杂着如“何”“倚”“子”“坐”“君”“生”“物”等右倾和中正的字，“声”“佛”“中”长竖向左下斜拉更起到牵扯、平衡局势的作用。结字也有松有紧，有收有放，很难用“内紧外松”或“外紧内松”一言蔽之。如“佛”“秦”“双”字的中宫团结、紧凑，向外舒展、扩张，呈内紧外松状；“何”“渡”“眼”字的中间宽博、开阔，外部收缩、含蓄，呈外紧内松状。每行的边缘总是呈不规则的S形，这即是字态的摇曳、欹侧所留下的动感图式。若将每个字的外沿用直线连接成平面几何图形，会发现整件作品就是由千姿百态的不同类型、大小各异的平面几何图形组成，仪态万千，变化无常。以第14行五字（图3）为例：“秦”字似正三角形，“五”字似椭圆形，“陵”字似底部在右方的梯形，“花”字似圆形，“满”字似正方形。通卷重复的字很多，但几无雷同，比如两个“何”字（图4-1、图4-2），两个“秋”字（图5-1、图5-2），三个“日”字（图6-1、图6-2、图6-3），两个“残”字（图7-1、图7-2），两个“随”字（图8-1、图8-2），两个“中”字（图9-1、图9-2），四个“风”字（图10-1、图10-2、图10-3、图10-4）等，字形变化丰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