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点状的多变。王羲之《笔势论十二章》说：“夫着点皆磊磊似大石之当衢，或如蹲鸱，或如科斗，或如瓜瓣，或如栗子，存若鹗口，尖如鼠屎。”王铎十分关注点在草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，该作丰富多样的点似繁星闪烁，灿然眩目，与线交相辉映、互为衬托，演绎成一首气壮山河、撼天震地的“交响曲”。“渡”“河”“薄”“汉”“沱”“满”“落”“流”“泪”、三个“江”等字中的三点水无一雷同，各有韵趣。特别是“薄”“汉”“沱”“江”“满”五字（图1）如此相邻接近，密集扎堆，对草书创作是极大的挑战，但王铎能通权达变，机巧自出。“薄”的“氵”以线会意，简捷畅快，向左下取势；“汉”的“氵”似线非线，似断非断，向右下取势；“沱”的“氵”提按分明，交代清晰，亦向右下取势；“江”的“氵”用笔简省，以二点代之，干净利落，向左下取势；“满”的“氵”丰腴玉润，如泽春雨，垂直取势。在“关河信不通。犹残数行泪，忍对百花丛”一段中，这么多的点交织在一起，然肥瘦不类，形态各异。有些字如“残”“数”的点均以线连缀，更是奇趣横出，不可端倪。手卷上端平行的“飘”“蓬”“路”“亭”“江”“身”等字的点，如云落玉珠，鲤跃天池，都能有不同的态度表达。

　　四、提按的多变。王铎素以用笔大胆、恣肆称世，在历代草书名手中，提按幅度尤其明显，线条的粗细变化既大又多，并且丰富，从这方面来说，王铎当列冠首，此也为其书作“招牌式”格趣之一。该作似用中短锋硬毫（狼毫或兼毫）所书，弹性足，起伏大，线条粗细对比强烈，“或重若崩云，或轻如蝉翼”。谛观其提按幅度，王铎应用到锋毫的三分之二处，局部甚至用到笔根。线条的灵活性、跳跃性是该作的亮点之一，“一画之间，变起伏于峰杪；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毫芒”，几乎没有一笔不讲究提按变化。运锋不是简单的平面运动，而是伴随着立体的上下运动，为刘熙载所言“凡书要笔笔按，笔笔提”作了最好注脚。重处飞提，轻处实按，有连有断，欲断还连，有轻有重，似重若轻。以开篇数行为例（图2），“何”字仅三笔完成，为通幅定下义方，正所谓“一点成一字之规，一字乃终篇之准”，三笔粗细各不相同，第一笔最粗，第二笔最细，第三笔居中；“限”字依从“何”字第三笔的基调出之；“倚”字总体又稍粗于“何”字；至“木”字二点用笔达到极致，“木”字右边一点似压到笔根。“蝉、声”两字毫颖充分展开，将势力引向高峰，且在邻近数行中明显偏粗、重、厚，紧接着“寺、鸟、影、渡、寒”五字除“寺”字第一、二笔重按外，其它笔画均飞笔轻提，线条细于右部“蝉、声、集、古”四字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

　　五、线向的多变。王铎的作品因多连带、缠绕而时有诟病，事实上，王铎是纸上调锋的顶级高手，在高速的运笔过程中始终能保持锋毫不偏、不扁、不散，自古鲜有与之比肩者，吴昌硕在《缶庐集卷四》中高誉：“归前突兀山险峨，文安健笔蟠蛟螭。有明书法推第一，屈指匹敌空坤维。”有数行如“老病已成翁”“多少残生事”（图3）、“不通犹残数”“行泪忍对百花丛“等，看似圈连圈，圈套圈，圈接圈，圈环圈，但意趣奇崛，精彩迭出，绝无纷乱之嫌。横向近挨的“物”“翁”“事”“转”“外”字连续这么多圈，然大小不一、粗细不一、形貌不一。单字中若同时出现多个圆，处理也极为机巧，如“诗”“蝉”“佛”“绵”“翁”“尉”等。横竖的变化更彰显王铎善变的能力，横画绝大多数右向上仰，但并无机械之感，为什么？一则，上仰幅度自有深意。以“出双林”（图3）三字为例，其中至少有七条横画，但取向有别，诡谲莫辨。二则，下行线的调节、牵曳。如“随意坐”（图2）的最后一笔，“秦”“木”的第一笔等。竖画安排也极为讲究，也以开篇“何限倚山木”（图2）五字为例，“何”字第一笔向左下；“限”字第一笔也向左下，但幅度相对较小；“倚”字第一笔向右下；“山”字第一笔仍向左下，但幅度相对较大；“木”字第二笔以正势压轴。